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并且带上学生或专业人士，我发现，不管去到怎样的地方，我听到的都是类似的声音：一方面，人们会说：现在就是要改变的时候了。他们都希望成为改变的一部分，他们希望过上一种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听到人们在谈论恐惧，一种希望避免风险的想法。他们会说：我很希望真的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或朋友失望。我是在扶贫这一领域工作的，有人听到这一点也会说：“我也想做扶贫的工作啊，但是我的职业会有保障吗？我会被别人边缘化吗？我能赚到足够的钱吗？我是否会因此而嫁不出去或者不能有小孩？”我就是一个很晚才嫁出去的女人，但是我很高兴我很晚才嫁，并且现在我没有小孩，我看这些年轻人，我会说：“你的工作不是需要成为完美的人，你只需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人生当中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些对话反映了在国家以及国际层面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的领袖以及我们自身希望获得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谈及代价，不会谈及牺牲。 我最喜欢的一句文学格言，是来自蒂莉奥尔森的一句话，她是来自美国南部的一位作家，在一篇名为“oh yes”的故事里，她写的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一个故事，一位白人妇女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和一位黑人女孩成为了朋友，她看着自己的女孩，觉得很骄傲，但同时她也在想，她是否会因此而付出什么代价？“与其淡漠度过一生，不如全身心的投入。”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不去冒险，其代价又会是什么？不去尝试的代价是什么？ 我一生中遇到了许多非常杰出的领袖，他们都选择了过一种全身心投入的人生，当我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时候，曾主持一个项目，当时有一位叫Ingrid washinawatok的妇女是那个项目的伙伴，她是米诺妮部落的首领，那是一个北美的原住民部落，项目伙伴会经常聚会，她会让我们想，在北美原住民部落里，老人是怎么做决定的，她说，老人们会想象出他们的后代面孔从现在数起的七个世代，眼睛看着他们的后代，而后代则看着这些老人，把他们看作是后代的守护神，Ingrid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与其他人，而且和地球上其他的生物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悲的是，1999年，当她去到哥伦比亚和当地的U`wa部族的人，进行文化以及土著语言保护工作的时候，她以及她的另一位同事被绑架了，并且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折磨致死，那件事以后，每次我们组织的伙伴聚会活动上，我们都会空出一张椅子给她。十年多之后，每当我跟NGO的人谈起这事，不管是在新泽西州特伦敦或者是在白宫的办公室，我们都会谈及Ingrid，他们都会说希望把她的智慧以及她的精神，融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并且集成她未完的事业，以及她的人生使命。每次我们想到某人留下的遗产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最具震撼力的，就是她的遗产，虽然她生命非常短暂。 我也被柬埔寨的妇女感动过，她们都是非常美丽的妇女，她们在柬埔寨坚持民族舞蹈，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见过她们，1970年代在波尔布特政权之下，红色高棉残杀了一百多万人，他们主要是针对精英、知识分子、艺术家、舞蹈家这些阶层开刀，战争结束之时，只有30名古典舞蹈师存活下来，我有幸见到了最后幸存至今日的三名幸存者当中的一位，她说当时他们躺在难民营的小床里，她们那时候想尽办法去记住舞蹈的细节，希望别人也能记住，其中一位妇女当时这样站在马车旁边，手放在一边，跟我谈到，战争30年后的重逢，以及当时的战争史何等的激烈，说的时候热泪盈眶，但是她没有用手去摸眼泪，于是这些幸存的舞者就决定，她们要教导下一代，而不仅仅是下一代的女性舞者，因为那时她们都已经很老了，当时我坐在舞蹈室里，看着他们拍掌，并且伴以非常美妙的节律，仿佛他们周围有天使在飞舞，并且还闪耀着漂亮的丝绸颜色，我在想，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暴政之后，这就是他们祈祷的方式，因为他们关注于保存和发扬，我们历史上最优秀的东西，并且将其带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些妇女非常清楚，有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花时间最多的事情，往往是一些我们不能衡量其价值的事情。 另外，我也看到过，权利以及领袖的黑暗一面，并且认识到，权利，特别是绝对的权利，也是一个平等机会提供者，1986年，我去了卢旺达，在那里和一群当地的妇女开展工作，我们在那里开始了该国第一个微型信贷银行，其中一位妇女是艾格尼丝，她是卢旺达最早成为国会议员的，三名妇女之一，她的丰功业绩使她成为卢旺达之母中的一员，我们当时建立的机构是基于社会正义性别平等以及对妇女进行赋权这几个原则而建立的，但是艾格尼丝更关心权力，而不是原则，虽然她也曾参与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党，该党关注多元性，以及宽容和解，在种族屠杀发生前的三个月，她转换政党，加入了极端的胡图族权力党，并且成为了种族大屠杀时期的司法部部长，她被指责煽动男人更快的杀害自己的同胞，不要像女人那么慢手慢脚，后来她被指控犯有一级种族屠杀罪，我去监狱里看望她，跟她紧挨着坐下来，膝盖碰膝盖我不得不小心地跟自己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魔鬼的影子，或者也许不是魔鬼而是我们自身有一些破碎的部分，例如悲伤、羞愧而这些往往会被魔鬼所利用，魔鬼会附在这些东西之上，那时候我们看待别人，就会觉得别人比我们低人一等，也会因此而做出一些非常恶劣的事情。而再也没有比年轻的男子更容易受到这样一种魔鬼的势力操控的群体了，我听人们说过，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就是年轻的、少年期的男子，而今天我们的聚会，是讲女子的，当然，重视女孩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给女孩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要更多的给女孩奖赏，我们也需要知道，很多时候女孩和妇女正是被社会上的男人所孤立和伤害的，男人让女人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女人成了牺牲者，因为在那些社会里，男人也感到没有任何的力量也不能承担任何的东西，一旦他们坐在街头上，他们能想到的就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教育、没有可能的未来，假如你也在那样的情景下，你就会明白为何一根枪和一件制服可以成为最让人向往的身份象征，有时候，一些很少的投资，也能让人迸发出巨大而且无穷的潜力，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潜力。  我们有一位伙伴，他叫SURAJ，我们都认为他有一种道德想象力，就是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并且由此出发去帮助别人，他经常和这群男孩在一起，他们来自于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不过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们共同发起了一个读书会，会员就是贫民窟感兴趣的其中100个人，他们读的是TED讲者写的书，并且非常喜欢，后来他们搞了个商业计划，他们也希望做一个TEDX，我从他们以及其他很多年轻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许ALEX讲的最有道理，他说，“过去，我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用，但现在我们看到了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我们都曾以为经济收入是维系人的链条，但我们都错了，因为作为人，我们更渴望的是能够看到彼此对方，而这些年轻人他们做TEDX的原因是，他们每天碰到的都只是关于艾滋病以及微型信贷的工作坊，这点让他们觉得很无聊，于是他们希望去发觉基贝拉和马沙雷好的一面，去发掘本地的摄影师、创意人士、街头艺术家、教师、企业家、并且马上开始这么做。 我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尊敬，我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如何使得慈善更加有效，以及如何使得资本主义更加包容来展开的，我们做的就是寻找慈善资源，而后将其作为耐心资本进行投资，我们通常会给那些有远见，将穷人看成是变革之先锋而非被动的接受慈善捐助的企业家，他们也希望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及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投资周期为10到15年，到了周期我们收回投资时，就会将其投资到其他的创新项目里，并且我们关注的都是能够带来变革的项目，我知道这样的模式是行得通的，我们已经为超过50家公司投资了五千万美元的资本，而这些公司则创造了两亿的经济效益，并且受益的是那些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市场，单是今年，他们就提供了四千万的服务，有孕妇医疗服务、住房，紧急救援、太阳能装置等，人们享受到这些便利之余，也有了更大的信心去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对于那些期待短期回报的人而言，耐心资本投资时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些投资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赚钱。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企业家，他们把人以及地球，放在了追逐利益之前，并且我们希望最终也能成为，旨在衡量企业社会影响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的核心是重新去考量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我们不仅仅是赞扬那些获得我们的投资，并且基于那笔投资而创造更多财富的人，而且还包括那些从我们这里获得了资源，而后将其变成一种，让世界变好的人，只有当我们去赞美那些人，给予他们认可和尊重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 去年5月，有那么一天，我经历了关于世界的两种截然相反地态度并立出现，在我的面前，其一是基于暴力的，另外一个是基于超越和友爱的，那时候我在巴基斯坦的拉哈尔市，那天有两座清真寺被自杀爆炸者袭击，而之所以会遭到袭击，是因为那些在里面祈祷的人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伊斯兰的教派，该教派在极端伊斯兰分子看来并不完全是穆斯林，那次的袭击不仅仅让数百人丧命，而且还带来了更多的仇恨、愤怒以及恐惧，当然，还有绝望，但是在24小时之内，我在13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清真寺里走访ACUMEN的一位投资对象，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叫JAWAD ASLAM,他敢于过一种沉浸的人生，他出生在巴尔的摩，学习过房地产并且曾在房地产行业工作，911之后，他去了巴基斯坦，希望带来一些改变，之后的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没有赚到任何的金钱，只是靠微小的补贴过日，那个时期，他在给一位杰出的房屋开发商做助手，他当时有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造一个居住社区，并且是借由耐心资本的协助，但是他却一直为此而付出代价，他是站在了一个道德的平台上，不去向任何人行贿，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落实了土地权，但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道德的标准如何会被提高，今天，这个区域有2000多人居住在他建造的300多座房子里，还有学校以及诊所、商店等，但只有一座清真寺，我就说“你们平时是怎么协调的？这是很多元的一个社区啊，清真寺归谁用呢?"他说，”说来话长，过程非常的艰难，但到最后，社区的领袖走到一起，他们意识到他们有的只是彼此，于是就从该地的三个派系分别，选出最值得尊重的IMAMS,这三位就会轮流的举行周五祈祷活动，在祈祷活动上，所有这个社区的人，不管是属于哪个派系，什叶派或逊尼派，都可以坐在一起，一同祈祷。 我们正需要那样的道德领袖以及勇气，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正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例如金融危机，全球变暖，还有就是越来越强烈的恐惧以及排他感，但是，每一天，我们都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一条容易的路，或者说是更为愤世嫉俗的路，这一条路，通常是基于一些过往的未曾实现过的梦想，或者是一种对他人的恐惧，疏远或责备，我们也可以选择更为困难的道路，一种超越的道路，一种基于慈悲和爱的道路，一种基于承担责任以及维护正义的道路。 我曾与心理学家博士罗伯特克里斯，一道工作过，他在民权运动期间，就奋起要实现改变，他给我讲过一个非常震撼的故事，讲的是一个6岁的女孩，叫RUBY BRIDGES,她是第一个在南部进入非隔离学校上学的，具体是新奥尔良州，他说，每天，这个6岁的女孩都会穿上美丽的衣服，走的也特别神气，走在一大堆白人中间，他们会大声尖叫，说她是一个魔鬼，并且威胁她说要毒害她使她毁容，罗伯特则每天看着她，她好像在跟别人说话，他会问：“RUBY，你都说了些什么？”她就会回答说：“我没有在说话。”他最后忍不住，说，“RUBY，我确实看到你说话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她就说：“克里斯先生，我没有在说话，我只是在祈祷。”“那你在祈祷什么？”“我祈祷上帝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时她才6岁，就已经在过一种沉浸的生活了。当时，她的家庭为此付出了很多，但是她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并且让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权利接受教育。（Jacqueline Novograt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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