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位“赤脚医生”的四十个春秋

谢小茹

　　（通讯员 何宜坦 陈士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背着小药箱的“赤脚医生”如今多数人已经是花甲之年了。应该说，在当今年轻人的脑海里是没有这样记忆的。

　　苏鲁交界的马陵古道旁有一个大贤庄遗址，将两千多年的文明润育成了一代代农家贤人。这里要说的就是“赤脚医生”——东海县山左口乡大贤庄村卫生室负责人徐祗坤。

　　一天6个工分，也要将防疫药送到村里每家人的手里

　　1967年，与共和国同龄的徐祇坤当上了村里的卫生员。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生产队的社员发防疫药。在那个年代，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现在的乡镇，那时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是现在的村，村民那时叫社员。徐祇坤是一个直性的年轻人，做什么事都要一杆子插到底。因而搞防疫也非要做好不可。

　　全村200多户人家一千多口人只有两个卫生员。因为要全民服药，所以一人要负责的好几百人，一天要服一次，连续八服天。还有一些头痛脑热的小毛病，也要卫生员进行处理。当时的个人分配以生产队记工分为依据。他还依稀地记得，当时一个劳动力一天记10个工分，折成钱也就3毛，过几年涨到了六毛。当时社员家里喂一头猪将粪给生产队每天记2分，一般人家饲养3头猪，一天就能得到6个工分。而徐祇坤做卫生员一天只能得到5个分工。开始一年得了1500多个工分，后来长到2000多个工分。工分虽少，但为社员服务的干劲不减，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冬酷署，徐祇坤没有“躲过一次懒”。

　　“追服疟疾药”，是徐祗坤那个年代的“专利”。村里有一位姓高的媳妇，娘家在邻近山东省郯城县茅茨村，她只服务七天药就颤自走娘家去了。第八天的下午，徐祗坤找高姓媳妇服药，一打听她回娘家了。服防疟疾药八天才能见效，若少了一天就要前功尽弃。这天的下午三点多钟，徐祗坤来回跑了30里路找到了这位媳妇，将防疟疾药送到了她有手中，并看着服下肚才放黑回了家。

　　1969年，由于他做事认真，他被大队正式收编为“赤脚医生”。

　　40年的夜班没落一天，就是让村民生病的时候找到他

　　大队里的卫生室，后来发展成村医疗室，现在变成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但不管怎么称呼，还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一个医疗卫生机构。这个机构虽然不起眼，但确实是关系到村民健康安全的大事。40多年来，大贤庄卫生室值夜班都是徐祇坤。

　　从1969年上班以来直到现在，徐祇坤值夜班没有落过一次。他深有感触地说：“咋听起来还有许多人不相信呢。可你细细想一想，如果有一次因为没有人值夜班而耽误了病人，这个责任我一辈子也洗不清呀”。说到这个事，他深深地感谢自己的老伴对他的支持和理解。笔者开始也不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但从他的诊疗记录里得到了证实。采访前夜的3月8日，记录本上写着：晚上9时，63岁的赵德荣老汉来“滴水”（即挂吊针），到11时结束；12时，19岁的孙珤珤拉肚，来“滴水”到下两点；他刚睡下，赵晓华俩口子都捂着肚子来了，这时外边正下着雨，“滴水”直到天亮。

　　采访中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还是30年前7月的盛夏季节，徐祗坤家10亩地的锄草担子，由家属一个人挑着。这天中午，徐祗坤的爱人锄地回来的“热身人‘吃了冷饭，肚子疼痛难忍，请人去叫丈夫回家看看。可当时徐祗坤被另外两家的病人请去了，得到消息后，他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将这两位病人一个个仔细地看完才回家。这时，天已经晚了，他为他爱人挂上针，又去值夜班了，临走时将为爱人拔吊针的任务交给在家的小妹。

　　后来，他们村医疗室里也“分来”了两个年轻人，许祇坤只所以不让他们值夜班，也许是出于关心，也许是不放心，但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责任心。他说：“40年的夜班，我没落一天，就是让村民生病时候都能找到我”。

　　只要能救活一条命，不论什么责任我都不怕担

　　农村有句俗叫“死人头上有浆子”，谁遇到人命关天的事，谁都会害怕或退却的。特别是在治疗中出现死亡事件，医生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所有的辛劳不说还要为此背上黑锅。现在的“医闹”更说明了给人治病的风险还是时常存在的。而作为一个村卫生室的负责人，许祇坤也明白这个风险也能随时降临到自己头。

　　大贤庄人，不管谁家的人生了病，只要让徐祇坤看了心里就有底了。如果病情严重，他会亲自护送到上级医院。40年多年来，他不知护送多少乡亲们到上级医院求医。在他心里，从来没有害怕过因病人处置不好而让自己担责任的。在人命关天的时刻，他第一个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病人。

　　今年50多岁的桑大嫂和家人，一想起10年前的事，就会想到徐祇坤救命之恩。那还是一天的深夜，时针已经指向12时了。突然，卫生室的门发出了紧急的撞击声。他开门一看是桑大哥，顿时感到事情的严重：当天下午3点，桑大嫂因小产后慢性出血经前来就诊，经简单处理后便催她赶紧到乡里医院里就诊。也许是农村妇女的封建，也许是怕路远，她回家后便睡下了。丈夫以为没事，直到电视上出现“再见”才发现桑大嫂身子“软”了，于是赶紧来请徐祇坤拿主意。

　　徐祇坤没有顾及治好治不好谁担责任的事，二话没说，赶紧将桑大嫂护送到乡医院。当时值班的医生一看，说：“这人都这样了，你们还送来干什么呀？” “这人能救活的”，徐祇坤坚定地说：“你试试脉，心脏还跳着！”紧接着，请求上级医院支持，经过医务人员6个小时的抢救，桑大嫂苏酲过来了。一个多星期后，桑大嫂康复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家里人到村卫生室门前放鞭，以村医徐祗坤医生表示救命之恩。

　　宁愿我自己多跑腿，也不能让病人多走一步路

　　近年来，随着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村级卫生室的服务功能扩大了，由过去市场经济初期的单纯治病，变成了以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今年63岁的徐祇坤从背上带红十字架的小药箱，就将自己定位成为村民们服务的“赤脚医生”了。因而，出诊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大贤庄村，是个座落在苏鲁边界上小村庄，尽管村子上可是正因为有了村医徐祗坤，所以村里几百户的人家都想着他，周围村的乡亲们也都在想着他，就连相隔三四十里远的山东郯城的一些村民，也将徐祇坤看成是当代的“喜来乐”了。徐祇坤说：“平常的日子一个月要出诊20多次，疾病多的时候一个月要出诊四五十次，有时候一夜就要出诊两三次”。

　　通常情况下，村里要有七八个卧床不起的病人，需要他背着药箱上门诊疗。现在村民有了“健康档案”，每年为村民免费体检，将患有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10多种20多位慢性病人记录在案，他们就成为了徐祇坤上门服务对象。今年76岁的杜成兰老人，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不能出门，徐祇坤每月要上门为她治疗三四次；46岁的孙长洪因脑血栓后半身不随，不能行走，徐祇坤就成了他的家庭医生……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村里现在7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有十几个人，他们家的门朝哪，都装在徐祇坤的心里。

　　采访中，笔者看到了徐祇坤出诊用的也“40岁的小药箱”，上一层放着听诊器、体温表、压舌板、一次性注射品、消毒药品与棉签，下面一层放着常用药品、针炙用具、按摩棒等。尤其让人干瞪眼的是药箱的带子，针与线是数不清的，更不知断过多少次。他说：“药箱的背带每次断了我都再缝接上，这样接了断，断了再接，实在没有办法了，现在40多年了我就只能拎着了”。一傍的孙大姐风趣地说：“这个药箱是老许与俺们百姓心连心的证据”。

　　一盒银针，是解决村民看病难与看病贵的法宝

　　村里人都知道，在徐祗坤的小药箱里，不光有听诊器和一些常用药，还有一盒银针。针灸，是传统的中医项目，因为能治好许多疑难杂症，所以历年来都深受百姓的喜爱。然而，市场经济的年代银针的作用已经被经济利益排斥掉了。许多医生出于经济收益的驱动，只用西药，以获取较多的收益。徐祗坤的家是地道的农村人，经济收入也不多，而他始终没有忘掉一根针和一把草的作用，所以他始终想着让乡亲们少花钱治好病。

　　有一年的正月十五的夜晚，天上飘着小雪花。邻县郯城北边的一个村的李大嫂突然肚子疼起来，她因对附近的郎中不放心，所以执意让儿子跑20多里到大贤庄请徐祗坤去为她看病。等她儿子踏着雪路一滑一跌到了大贤庄时，已是深夜11点了。那时交通不方便，“一脚路“就是一个人走出的狭窄小土路，加上深夜雪滑，徐祗坤与前来与领路人不知滑跌了多少次。到了李大嫂家，徐祗坤抖抖身上的雪，就为李大嫂把脉，然后一针见乾坤。如果按西医的治法，最少也得让李大嫂花上三四十元钱。有人说，跑了几十里的雪路，一分也捞不到何苦呢？为了证实这事，笔者将就他开的处方与门诊登记算了一笔帐，当天上午登记16人，可处方只有11张，最大的28元，最小的1.5元，平均不到12元。徐祗坤说，“其它的5位患者是用针炙与草方治疗的，没有收钱所以就只登记没有处方了”。听了这些，不尽在想大贤村民一定在享受花钱最少、效果最好的“领导待遇”。

　　村里有一位脑血栓后遗症病人，走起路来像“螃蟹”。徐祇坤经常给他针灸与理疗，还让他吃一些中草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村民们说：“徐祗坤用技术、用爱心不知为多少乡亲们治愈了多少疑难杂症，也不知为乡亲们节省了多少钱”。

　　一场“保卫战”，情愿让六年工资变为白条

　　大贤庄村卫生室，是徐祗坤与他的同事们为村民健康服务的阵地。

　　那还是10年前的一天晚上，徐祗坤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姐姐家。姐姐知道弟弟是村里的大忙人，心想怎么到我家里来了呢？正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生中不易向别人张口借钱的徐祗坤说出了要向姐姐借钱的话。姐姐认为是侄子办喜事借钱的，可从弟弟口中得知是为了要保住村里的卫生室。4000元，老姐将多年的积畜全部掏给了为保住阵地的弟弟。

　　当年化解 “债务”，村里实在没有别的资产可利用了，于是想到了村里还有几间卫生室能值几个钱。卖掉卫生室哪来地方为村民看病呢？求援乡里、县里出面说话，可拿不出钱只能是爱莫能助。村里撂出话：保住卫生室可以，你们三个人每人拿5500元，3天内缴清，否则卫生室的房子就易主了。家种10亩薄地的徐祗坤，哪来的“一巴掌”钱呢？他只好向他姐姐伸手求援，才保住了这块为村民服务的阵地。

　　然而，阵地保住了，可村里却欠他6年的工资没有了。笔者看了徐祗坤从诊桌的最下边抽屉里拿出的6张欠条：1989年欠工资930元、1990年欠工资980元、1990年欠工资1002元、1992年欠工资1050元、1993年欠工资1100元、1994年欠工资1100元，每一张欠条上均有时任村支书和会计的签名与盖章。

　　6年村里应该发给的工资是6162元，可换了几任村干部，前任应该发的后任因村里困难仍然还是打了欠条。2002年村与村合并后，新的行政村并没有这笔帐，徐祗坤只好留着这些“白纸条”作纪念了。看到这里，徐祗坤深有感触的说：“欠工资的年代，我们用的药品全部从乡里调拨，进多少钱卖多少钱。6年没有工钱也算不了什么，但村里人得病有人看才是道理，我从没因村民‘差钱’而不看病”。

　　现在的徐祗坤还在大贤庄卫生室一如既往地工作着，依然每天值夜班。因为他知道乡亲们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他，也知道自己为啥走了40多年的 “赤脚路”，更期盼能为村民防病治病留下一生的“光荣印”。 （编辑：李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