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虚伪的教育。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 不久前，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可以说是义愤填膺的文章纷纷见诸报端，而且，据说这些文章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家庭出身中农，也由于我敢于跟那些当了红卫兵头子的老师对抗，所以，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后来到了部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才考进一所部队艺术院校学习。我没有进过一天中学课堂，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 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但面对着她的问题，我从来没给过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为准。我的不自信是因为我没按部就班地念中学，骨子里深藏着自卑。但读了那些受过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语文的人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境遇与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点安慰。 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 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正因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地否定了，因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产阶级”，那就只学《毛主席语录》。 我在小学学习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当了语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复。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共产党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共产党“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文革”后，共产党在不断地纠正“文革”前的错误，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却没有跟着变化。于是也就出现了被许多人猛烈抨击的现象：在不提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还有那么多“革命”文章。文学界早就对统治了中国散文界几十年的那种类型化散文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虚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没人要读，但我们的教材还把它们当成光辉的范文，硬逼着老师升虚火，强抒“无产阶级”之情，硬逼着90年代的学生，去摹仿他们那种假大空的文体。 也许，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抒发的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但这些人现在活着的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他们批评起共产党的错误来，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有问题”的作家还要刻薄，他们自己也未必承认，那些被选进了教材，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就是他们最好的文章。他们未必不对当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创作进行反思。他们现在的创作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不健康的情调”的呀！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满世界飞翔着传播爱心，但我们还在强逼着孩子们学习他们那些咬牙切齿的文章。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里，“人道主义”“人性”，都被打上了“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进一步发展就是谈情色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共产党进城以后，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 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 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产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产阶级”的解释。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许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 尽管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 我读过我女儿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作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学老师的嘱咐写的那些对她的考试毫无用处的随笔和日记，才多少显示出了一些文学的才华与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真实感情。可见孩子们也知道，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除了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都不相信的“红色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 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学子们，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禅。 《儒林外史》中鲁编修家的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小姐也不爱。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至于语法逻辑之类，八十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让孩子们像拌黄瓜菜一样去学那些枯燥的逻辑、语法，毫无疑问是一桩苦差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语文课教学搞得妙趣盎然。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的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文系就多了一条存在的理由。 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就是精通汉语语法和逻辑的专门家，他们研究汉语的发展与历史，他们毕业后可以教中国人学汉语，也可以教外国人学汉语。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篇文章，小学生在学，中学生也学，大学生也在学。 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台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沈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能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 来源：《莫言文集》第12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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