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素不相识，谈不上有这份儿交情，他当然说的是客气话，但他透出的是人情味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直到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经过前门时都会望那里一眼，虽然那个玉华食堂早已拆除得无影无踪了。 这些年，人们在谈论饮食文化的时候，似乎遗忘了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饮食经营者与顾客虽然陌生但却亲切的那种关系。它与一般的礼貌、热情、周到不同，而是一种充满了人情味儿的服务传统。这在老北京大概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普遍。 我虽然诞生在北平，但两岁就离开了。我的父母总是津津乐道那里的风土人情、饮食习俗，我却不可能有任何记忆。北平又改称北京的前夕，我才回到她的怀抱，不久就又参军走了。算来，我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的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那期间，我才实地感受了这种服务传统的情趣和温馨。我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回： 一天夜晚，我在吉祥戏院（位于东安市场东北角）看荀慧生演出的《红娘》（记得在节目单的戏名前还标有“革新”二字），散了戏出来，饱餐了精神食粮之后，胃却有点空了。那时候，戏园子周围吃夜宵很方便，我就近坐在一个馄饨摊儿的板凳上，卖馄饨的是一位老大爷，道地的北京人。他从下馄饨到我吃完，一直一边忙活，一边和我聊天儿。他知道我是刚看完戏出来的，就和我聊戏。他先问我今晚的戏满意不。我如实告诉他说：“我这是第一次看荀慧生的戏，我原以为荀慧生先生已经是年逾花甲的人了，扮演丫鬟红娘，肯定是勉为其难的，但是我还得看，是冲着他这个人来的，角儿嘛，四大名旦之一嘛。结果，我服了！票价再高也值。他的嗓子虽然不大好了，但唱和道白韵味极佳，尤其扑蝴蝶那一转身，绝对就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老大爷显然已经在这里卖过几十年馄饨了，和我谈起吉祥戏院的过去和老一辈演员来津津有味，甚至有几分今不如昔的感慨。他说：“当年金少山金老板在这里唱戏的时候，那嗓子，震得房顶上直往下落土！”我们进行着这样的攀谈，听着长者讲说与你刚走出的戏院有关的往事，无形中就将经商者与顾客的关系变成了无拘无束的老朋友。 盛夏的一天，我和徐怀中骑着自行车从城里返回位于六里桥的解放军电影制片厂（现在叫八一电影制片厂），骑到广安门外时又热又渴，正好看到路边有个西瓜摊儿，木板支起的大案子上摆着许多西瓜，有囫囵的，有切开的，牙子的大小切得非常整齐，黑籽儿红瓤，水灵而好看。卖瓜人是个中年男子，穿着白背心，手摇芭蕉扇，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冰凉的，冰糖的……”之类的广告词儿。我俩立刻双双下车，凑上前去，选好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好瓜，问卖瓜人多少钱？他接过瓜来，左手一掂，右手一拍：“四毛您哪。”那时我和徐怀中都是只拿很少一点津贴的军人，还是在乎贵贱的，我们还了价，卖瓜人不接受，我们也不想让步。眼看双方僵持在那里，买卖不成了。这时卖瓜人却转移了话题，不再说瓜的事，问我们：“二位打哪儿来？”我们说：“从城里来。”他说：“城里瓜多的是，您二位不在城里吃，怎么到我这儿？”我顺嘴奉承了一句：“你的瓜好吃呀。” 卖瓜人马上接过话茬儿：“就冲您这句话，甭给钱！”说着举起刀来咔嚓一声把我们挑好的瓜切开，啪啪啪切成了牙子：“吃！”我们已经没有再讲价钱的余地了。我们吃完以后，当然不能凭人家这句话就真的不给钱呀，问他多少钱？“您给四毛。”他笑着回答。我们还是按他要的原价付了款，心情反倒增添了几分愉快。 一天中午，我和黄宗江、沈剡在前门箭楼西南边的玉华食堂吃蟹黄灌汤包。（这是我第一次吃灌汤包，当时觉得很奇怪，里面全是汤，没有馅儿，怎么包进去的？）服务员见我不大在行，过来细心地教我：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将包子轻轻捏起来放在碟子里，先把皮儿咬开，把里面的汤吸了以后再吃皮儿。临走，我们到门口的小柜台去交款，服务员一边送我们，一边说：“几位方便吗？忘了带钱的话没关系，我给您垫上。”我们素不相识，谈不上有这份儿交情，他当然说的是客气话，但他透出的是人情味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结果好像是黄宗江请的客）直到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经过前门时都会望那里一眼，虽然那个玉华食堂早已拆除得无影无踪了。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各方面的变化都巨大得不得了，令人欣喜，使人骄傲。然而也有些不应当消失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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