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对你说“我死了”，你一定会觉得这很荒唐。但那年我从兵荒马乱的南方回到我的西北小城的时候，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就很肯定：“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死”字吐得清清楚楚。从车站到家的一段路上，几乎每走一步也都遇到同样的惊愕。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迎面扑来，恍如隔世，母亲的眼泡还红肿着。我的死讯于这座小城已是真真切切。南方闹洪灾一下淹死了许多人，某人说某人在某个码头，就亲见遇难的告示中有我的名字。尤其叫人确信的是，我的确两个月没有写信，单位向有关方面发去电报也无信息，甚至单位已报告市委，要派人去找寻遗体了。“小城名流”也更因此名声大噪。没有想到我生性疏忽加上可能正好有那么一个倒霉的同名者，竟造成这么大的骚乱。其实那洪水我见都没见到，长江洪浪滔天的时候，我正在川北一个小镇与一帮朋友“却话巴山夜雨时”呢。 但我怦然是“死”过的人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探望者都送来一种对起死回生者的关切，也使我有了确乎死过的感觉。从来觉得很遥远的东西一下被推得这么近。委实这世界上的人，也真如水面上一些气泡，一个偶然，一阵微风都可能使你瞬息间恢复原汁状态。如果我行程中果真遇了那个码头，谁能说讹传还是讹传，谁又能说清我这次本来就不该死或者本来就该死呢？ 我悲凉起来。妻子说，回来就好了，正好新近加了工资，可阔气一顿压压惊。并且说是这次评工资我人不在，就有点“人去茶凉”的味道，“百分之四十”差点没份儿。尤其叫她不解的是，本单位A君历来和我要好，平时颇为奉承我，此次却是他考虑最周，仿佛“既然他已可能不在人世，评了也没有什么用了”。当然有用的自有其人。我一听更凉到脚心，这世界，原来竟是这么回事。 我向单位走去。A君正在办公室，他回头一惊，继而大喜，热情拥抱差点没掉下满眶热泪。他友好极了。 B女士也坐在一边。她站了起来，淡淡地说了句“回来了”。此女士是位小说编辑，板板正正，寡言少语，历来和我似不太协调。她丈夫姓了一个怪姓：党，也总给我很“党性”的感觉。我记得一次闲聊时，谈到某位开放型的女作家，她在一旁很是愤怒，我还与她争吵了一顿。想这次我的“遇难”她八成是无动于衷的。 没想“小广播”们告诉我一串令我大惊失色的事：就在我“死亡”弥漫的时候，最急的恰是B女士。发报询问的是她，通宵达旦挂长途的是她，到家中安抚的也有她。就在那次评工资的会上，她跳了起来：“要凭良心！全单位数他工资最低，要论‘表现’，大概谁也说不出他哪儿表现不好，我们还没有任何根据说他就死了——就是死了，他一家六口还有五口活不活？怎么活？不要人在人情在！” 这世界奇了，认识的叫你不认识，不认识的又叫你惊异。记得读过一部荒诞派的小说，就有一个死去的人，在棺材里又活过来。他仔细分辨外面的哭声，哭得最真的竟是一些陌生的声音，而他的挚友却一边挥锤击着铁钉，一边谋划夺取他的妻子和遗产。人要透彻地认识世界，莫非真要死一回才行？ 回到家里，我有些恍惚。顺手翻开一本杂志，正巧有一篇小知识，《一个人到底值多少》。那小文说，人的躯体，可提出做七八块肥皂的脂肪，勉强够粉刷一间小屋子的石灰，磷可以做二十盒火柴，还有一点可以打成一根一英寸长的铁钉的铁，全部不过值十几块钱。但小文又说，如果交给你这么些原料，要你重新组合成一个有生命、有思想的人，耗尽全世界的资金也不够。人的价值，仅在“人”上。但它没说，同是活生生的人，还有什么悬殊的地方。 突然女儿跑进屋来，大叫：“爸！真怪！我们那铃铛又回来了！” 她说的是楼下走廊里的自行车铃铛。我也觉怪，它不知装过多少个，也不知被拧过多少个，这一回怎么去而复返了？也许有个不安分的这回也心里动了一下——这家是遭了不幸的人吧？ 我合上眼睛，吐着烟圈。想着A，想着B，想着许多我“死”后才重新发现的形象，想着那只持铃铛的手——或者它该叫X——这些神秘的生命符号。是的，我是“死”过了，真正感受了一点炎凉；也幸而“死”过，终使我对大千世界有了一点新领悟。似乎窗外有一群蝼蚁，在博大的地面上行动着，各有去处而面孔模糊，甚至只是一大片色块，但它的上空分明还有一道光，时而隐匿，时而闪现，如同B的一道清辉，如同那位可爱的小偷X那有时又很高尚的手，它照出一些灵魂的灰暗，甚至照亮半壁世界，使偌大一个生命群体朝着一个有价值的地方缓缓爬去。 活着，总是有幸的！——我吁了一口气——有幸尤在感受到了那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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