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了大半生书，却很少跟儿子在一起。因为政治运动，他和太太朱馨欣被贬到河南开封，同在大学教画画，儿子王沙城（小名沙沙）则留在上海的爷爷奶奶家。儿子遗传了父母的艺术基因，长大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美术编辑。 1987年，王沙城赴澳洲留学，当地的华文报社聘用了他。1988年，沙沙29岁，到澳洲留学也已有1年，对当地的一切已经很熟悉。那天傍晚，沙沙和往常一样，下车后步行回家。突然，从拐角里蹿出两三个黑影，拿东西在他头上猛地一敲，他当即晕倒。 接到悉尼总领事馆的电报时，他根本不相信儿子正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待他们夫妇辗转飞到悉尼，沙沙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永远也不可能站起来了。 刚开始，沙沙一直高烧不退，用冰袋敷，以降低体温。看儿子被冰得周身发颤，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问医生：“能不能改用风扇？”医生说：“不行。”他又问：“能不能吃中药？”医生说：“如果用中药，你们要把药物的化学成分告诉我们。”可中药的化学成分普通人哪能弄懂。但在澳洲，用药必须由注册医生开处方，中医并不被政府认可。 一位华裔西医见他实在想不出别的方法，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也懂一点儿中医，你去请高明的中医来开药，我来签名。”结果，药煎好后，沙沙只吃了几次，烧就全退了。 尽管他悉心照顾，但沙沙脑瘫面积依然达95％，左边手脚完全不能动，右边能动一点儿，但不能伸展，眼睛也看不清楚，吃饭、上厕所，一定要有人护理。怕医生护士照顾不过来，他每天去给儿子翻身、喂饭、擦澡，好让儿子少受点儿罪。 平时，他坐巴士去护理院，但周末巴士少，不开车很不方便。年轻人考驾照，一般一两次就能通过，他却考了十七八次。刚开始，为了通过路考，他请了华人教练，但考了几次都通不过。别人说，可能是东西方驾驶习惯不同，导致在考官那里不容易通过。他咬咬牙找本地人教，但还是没有通过。冷静下来后，他分析自己通不过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年纪偏大，反应慢；二是英语差，考官说‘向左’，我要想一下才能懂。后来家人怕我辛苦，不让我考了，加上每次路考报名费要100多澳元，经济压力太大了。但沙沙愿意我考，他知道，只要我考试通过，他就不用永远坐在同一个地方了，结果我真拿到了驾照。” 买不起新车，他花850澳元买了辆二手的，一样可以带着沙沙到处兜风。 出事后，沙沙的眼睛只能看直线，但他依然热爱画画。每当沙沙想画画，他就为儿子铺纸，移动笔和纸——如果不移动纸张，沙沙的笔墨就重复了。慢慢地，他也开始习惯随身带着速写本，照顾儿子之余，有时还画点儿画。 后来，他们一家三口出了个画册，叫《朱馨欣、王儒伯、王沙城画集》。翻开精美的画册，扉页上印有他刚劲的笔墨：“几支秃笔几张纸，画罢东西画南北，乐在其中。” 这句话，绝对是他此刻的心境。 闲聊时，他会告诉沙沙： “你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饭来张口——我喂你，衣来伸手——我帮你穿。世界上最阳光明媚的地方是悉尼，你就住在这儿，连爸妈都来这里陪你了。” 这位父亲叫王儒伯，是河南大学艺术系原绘画专业的教授。他的前半生，没有陪在儿子身边；后半生，数十年如一日地陪在儿子身边，端水、喂饭、散步……有这样一位父亲，沙沙怎能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摘自《文汇报》图/孙红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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